朱丽叶：你创作的时候，你有没有想到你的Identity或者你的Culture……？
杨诘苍：Culture就不用想，它自然就出来的。到了这把年龄，文化底蕴都在里面，不仅中国的，德国的，甚至阿拉伯、非洲、拉丁美洲、美国的都很多。
朱丽叶：但是你的文化身份？
杨诘苍：原来的文化身份是广东的，广东人比较轻松、幽默。幽默对他们很重要，不然这个民族早就完了。广东长期处在一个被压迫被殖民的身份里面，广东对我来说更是中国。概念是倒过来了，现在的中国人说的普通话，实际上是满清人改造过的北京话，把汉语简单化了。实际上广东话比现在的汉语更接近中国话，你用广东话写文章就接近古文了，今天读唐诗，读汉赋，用广东话读特别顺口。
朱丽叶：但是……
杨诘苍：这个问题现在很严重，让一种原来很浓厚的传统的东西变得越来越简单化。他们首先是把传统说得很不行，把水搅浑……
杨天娜：说到底还是文化问题。
杨诘苍：文化在一种很自然的关系里面出现，摩擦、再生。如果我们还不提醒这所谓广东里面那种优美的东西的话，这个很快就消灭掉了。香港已经开始要学普通话。澳门已经人人讲标准的普通话。麻烦了! 这样的趋势我觉得很恐怖。如果按今天这样再发展下去，很危险，中国将变成一个大空壳。今天中国基本上出不了好的文学家，就是语言空的，报纸都是口号，没有了诗人。
朱丽叶：怎么样去保持一种文化的延续性？都有责任吗？
杨诘苍：这个责任太大。每个知识分子，每个人应该从自身做起。
朱丽叶：你是从一种更开放的角度来谈的？
杨诘苍：在美国、在德国、在日本、在印度、在世界各地有很多好东西，要从那里找回我们失落了的传统。文化没有那么单一，把它清理成这是中国文化，这是日本文化，这是美国文化，今天不能这样子。不能像写美术史那样，啊，国画，油画，版画，雕塑，再加录像、装置。这种规矩只会让事情简单化。世界很丰富，没那么简单的，艺术不光有这几个品种。那个扫马路的说不定明天还出来个什么笔法都有的，这个谁都不知道。不要让理论家那么容易，实际上没那么容易，除非你是教中学生。重要的是放松、自由，不要把当代艺术看得这么可望不可及，谁都可以接触艺术，每个人都是艺术家，只要他认为是。
朱丽叶：你说你生活在巴黎比较舒服。能告诉我为什么有这么多中国艺术家生活在巴黎吗？
杨诘苍：我留在巴黎是很偶然的，其实这里也没有那么多中国艺术家。就我们几个人。刚来到这里什么都不懂，生活在欧洲那么复杂，要买保险、要报税、要找房子、找工作室、要打工还有很多纸张要填，有很多问题需要请教需要帮助，我们慢慢建立起一种互相帮助的关系。巴黎的朋友们在一起不谈艺术的，没什么好谈的，重要的不是艺术。接触他们二十年，我们之间真的没有谈过怎么做展览。关注对方，了解对方，你做你的，不要吃醋，我做我的，互相帮助。帮助不是帮助做作品，而是帮助看管孩子啊，运作品啊，浇花养鱼啊。我觉得这也是艺术，通过生活上轻松的关系，艺术就产生了。我跟黄永砯从来没谈过一句关于作品的话，尽管我们住得很近，大家都知道自己的底在哪里。我觉得最好玩的是大家心里面有一种感觉，这个特别有意思，心有灵犀，像释迦牟尼和迦叶的拈花一笑，什么都通了。艺术是一种训练，一种品味，是exercise，艺术家通过旅游，通过作品，通过展览，通过交流，不断提高自己的境界，珍贵之处就是自由。原来以为自由的概念是什么都可以做，实际上自由没那么简单，在恰到好处的时候把自己关闭起来，也是一种自由。就是什么时候不做，停下来。这次在北京，在上海有人请做展览，去判断以后，决定不做。回到家觉得很轻松很自由，有的时候应该停下来。
朱丽叶：你当初出国是移民，还是别的什么？
杨诘苍：89年以前我就决定要走了。我跟天娜讲过，我在一九八七年秋天的一个傍晚，在美术学院打羽毛球，打输了，我坐在那等下一轮，我看着对面新盖的一排教授楼，我忽然间非常害怕。如果我还是这样乖乖地下去，很重要，“乖乖地”，以后我就是教授了。我当时做讲师，每月工资是九十二块人民币，一日三餐吃学校饭堂，不敢吃超出五毛钱的菜，省钱买纸墨，应该结束了。以后越来越难，主要是那个政治环境，文化，思想界特别收紧，当时的知识分子都感到不妙，想离开那个气氛，那种压力。我再不走的话，要不就是在神经病院，要不就是在监狱，肯定不会呆在那栋教授楼里弄文房四宝的。我得离开，那是一种动物本能，就像大地震以前的老鼠、蚂蚁。如果人没有这种本能，有时候太强调思考、太强调逻辑就没那么正常。我不会忘记这段经历。
朱丽叶：现在中国Z/F已经解禁当代艺术。你怎么看？
杨诘苍：这些apparatchik,这些博物馆官僚，不懂当代艺术，也看不起艺术家。他们利用艺术搞活市场，他们要经济效率，要赶上德国，赶上欧洲，赶上美国，要快。我们慢慢来。文化不能快的，有时候要开倒车。我充当这样的角色，我欣赏有的艺术、文化界人士，关注所谓的文化倒退。
朱丽叶：因为参加了大地魔术师展览，你和黄永砯留在巴黎。这个展览对你们的工作方法或者策略有什么影响？
杨诘苍：策略？就是不能一个人做。我们刚来巴黎，处在一个非常庞大的西方当代艺术群体里面，只有两个中国人：我和黄永砯，像大海的沙子一样。如果我们还不粘在一起变成一块石头的话就没掉了。策略是你好，我好，大家好，只能这样，现在大家都好了，每人是一座山。当时真的是什么都没有，没有中国当代艺术家，甚至没有中国艺术家。真是“丧家之犬，惶惶不可终日”。那时很快来了费大为，接着来了侯瀚如，来了沈远，一下整合起来，加上陈箴、严培明，他们当时还是学生。我们就Ok了，开始做起来了。我算是幸运的，不用上班，很多人还要到街上去画头像，在餐馆打工，但我们还是继续做。像王度，真的很感动，他在街上画了十年的头像，一直坚持做他的艺术。巴黎有很多这种故事。纽约有很有名的中国艺术家，可是没有这种亲情关系。艺术，艺术是在一种很自然的生活气氛里产生的。觉得有意思，大家在一起，没意思，不会再见面。有的人尽管很有名，最好是离得远一点。你连这个感觉都没有，那对展览里面的场地，对作品的产生就更没感觉了。做人做事是一样。巴黎这种情况就是用这种心照不宣，相互照应而来的。我一直以为广东也应该这样做，最近几年也开始看到事情出来了。
朱丽叶：你对参加一个中国当代艺术展有什么感觉？
杨诘苍：看是谁策划的。比如法国那个什么蒙皮利埃中国当代艺术双年展，这么可笑。如果这个县城蒙皮利埃能够做一个中国当代艺术双年展，那在我们广东佛山也来做一个美国当代艺术双年展。在开玩笑！不能参加的。
朱丽叶：最后再问，你讲的很多对广东的印象，你为什么呆在巴黎而不呆在广东？
杨诘苍：我是呆在欧洲。如果八八年到了斯坦福，我也就呆在斯坦福，呆在美国了。在巴黎开始只有三个月的签证，后来回到德国。德国很冷，很黑，哦，那个冬天真冷。当时我在海德堡地下室底下两层的一个防空洞找到一个工作室，没有暖气，太冷了，零下二十度，可怜的广东佬，就从那里开始。德国给我最大的好处是我学会了孤独。（朱丽叶：Loneliness……）那时我和岳父经常下棋，一天晚上正下棋，老头忽然蹦出一句话：“男人要学会孤独”。这一“棒喝” 真灵，他看见我总想逃跑，想溜。在巴黎我学会了宽容，今天如果路边再有人把乳房轰出来就不会再跑了，会说声“bonjour”。在欧洲的种种生活经验让我的情趣有一种酷的气脉在流。欧洲的生活情趣千姿万态，有艺术感，很有质量。我以为，到一个地方就得顺着这个地方来长东西，是合理的，世界上到处都有当代性，你承认了，就能从那里走出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