B：马克的建筑女性观是否和芭芭拉有关?
H：肯定有关的，不要忘记我和芭芭拉是搭档。我喜欢和女性共事。但是建筑界是男人的世界，在设计电视塔的过程中，芭芭拉经常碰到这种情况―男建筑师喜欢扎堆讨论，芭芭拉融不进去。不过，别人对她都非常尊重，觉得一个女性在男性世界里独立工作很了不起。
B：据说“细腰”设计是政府的要求，是这样吗?
H：这是双方的要求，既是政府、客户的要求，也是我的审美理想和追求。“细腰”设计是一次挑战，因为在最细的部位要放进电梯、竖井、应急楼梯，还要放下中心核。同时，它必须是最细的。“细”有多种概念。在生活中，有人瘦到厌食，有人暴饮暴食导致肥胖症，这些都不健康。我追求的“细”是和谐的，既考虑资金、金属材料的问题，又要考虑建筑美感、技术能否实现，还得考虑能否符合规章。设计是一个找方法确保方案实现的过程，不能一意孤行，固执己见。

B：在施工现场，看到自己的作品正在拔地而起，你们的感觉如何?
K：当我站在电视塔的最顶端，非常骄傲。那种感觉很难用语言来表达。直到现在我还是这样，每次看到它就很骄傲。女儿是我的心血，而我的灵魂都在电视塔上。
H：一开始，电视塔的设计和想法完全出自我和芭芭拉，除了我俩，没人相信能造出这样的建筑。当设计进入一定阶段时，突然有上百人围着我们，就像你刚当父母，开始抚养和教育孩子的时候，总有很多人教你怎么做。当电视塔造到一定阶段，一起参与的有上百人，我们好像突然没有发言权了。这是一个很大的心理转变过程。当你把孩子养育成人，孩子有了自己的生活，至于他今后怎么生活，最好的态度就是信任他，因为我已经把我的观念灌输给他了。
B：经历过“9·11”和四川地震，人们都对高楼心有余悸，你们怎样让大家克服高楼恐惧?
H：我理解大家。不过高楼其实比矮楼安全，因为矮楼和地震的频率会产生共振，而高楼不一定。另外，高楼采用的钢筋比水泥柔韧。地震是自然现象，“9·11”是恐怖分子袭击，我们考虑了这点。在结构上，如果有外力撞击，电视塔马上会分担、消解某一点的压力。在设计上，电视塔分内外两层，内层中心核是一个圆形的混凝土柱子。不可能有外力来冲破这两道防线;而如果遇到其他危险，人员撤离还是需要一段时间的，尽管可以采取各种措施，但是高度本身是没有办法克服的，就像登山登到一定高度时，总会有风险―完全没有风险是不可能的。人们也许会问，既然有风险，那么为什么还要登山?为什么要建这么高的建筑?因为我们想超越自我，明知前面有风险，但是我们要做一件从来没人做过的事情。
B：电视塔建成后，将是广州的地标建筑，同时也是你们的梦想之作。这两个意义，你们更看重哪个?
H：实现梦想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。到目前为止，广州电视塔是最接近我梦想的一座建筑。在设计时，大家都觉得这是天方夜谭，不可能实现，我们遭到很多批评。现在，它即将建成的事实不仅证明在建筑上存在一种新的技术可能，而且打破了既有观念，这是最重要的。
K：我和马克对这个问题的意见不统一。我觉得电视塔在中国建成对我们的意义也很重要。
B：你们的事务所有中文译名“信基”，名片也有中文版，看得出你们对中国很重视，为什么如此重视中国?
H：第一个原因是我和芭芭拉酷爱旅行。大学毕业后，我们拿到政府奖学金，用了一年时间周游世界―在非洲待了半年，在印度待了半年，还去了印度尼西亚和中国。我们第一次到中国是在1994年，第二次是1997年。旅行也是积累建筑知识的过程，比如我们注意到非洲把沙子、泥土等用作主要建筑材料;第二个原因是，现在一切事情正在中国发生，如果你要去中国，必须现在就去!因为中国正在急速发展，机会只有一次!在欧洲不论建什么，方案都要经过层层审批，有一种猛踩刹车的感觉。
B：马克曾经批评现在的主流建筑太肤浅、太保守。这是打击面很广的批评，你真的这么说过吗?
H：是的。目前大多数建筑都不是真正的建筑设计，只是造房子而已。它们遵守了很多条条框框和规范。房子虽然是新建的，但是其实都是老房子。因为建得太快了，很少有人关注建筑本身，也没人留心世界的变化，更没有考虑将来。作为设计师，除了关注设计，我还关注很多社会问题。你可能觉得我很天真，我希望用建筑改善世界。我很关注环境、人口等问题，当下世界越来越扁平，应该保持地区特性还是全球化?这些被广泛讨论的问题，我都很关注。
建造房子要有长远考虑。阿姆斯特丹建于17世纪，我们生活在17世纪的空间里。但是当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和那些老房子共处时，根本不会意识到这一点。任何建筑一定要考虑它的质量、将来。我要建的房子是100年之后仍然可以使用的，能够决定居住者的生活、居住环境的。否则，100年以后，我们又回到诺亚方舟上，船上都是没用的乱七八糟的东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