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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超士:耕耘难问几收成

2014年1月16日来源:东方艺术·大家作者:凡子

年轻时的李超士

  我们似乎是不习惯单独走路的。在我们长久以来形成的集体意识里,如果哪个个人没有归属于某个团体,没有和某类人群挤在一起,没有做与他们一样的事,被遗弃的恐惧,就要把人吞噬。这种特质,有可能是我们这个民族,从根本上认为个人的力量微乎其微,相信要靠群体智慧才能各取所需。也有可能是我们东方人,在智性上更多地拥有混沌意识,不善像西方人那样用理性去解剖世界、管理世界。混沌是我们需要的,静默是我们持守的,群体是我们归属的,这一切养成了我们长久的习惯,使我们往往惮于单独行事与思索了。然而,万一有个人,他只尊重自己内心的需要,不从属于别人,只做了自己想做的事,他的命运,在我们的混沌世界里,会是个什么样的可能呢。每当提及民国美术史,在那些耳熟能详的李铁夫、李叔同、冯钢百、周碧初等一众最早留学欧美的老一代油画家中,总会若隐若现地出现一个人的名字,李超士。这个名字,既没有李叔同或李铁夫那么响亮,也没有潘玉良或常玉那么立体。时不时地,还会将他与另一位叫李毅士、那位最早留学英国并获美术与物理双学位的绅士,错认为是同一个人。有关他的生平,记录寥寥,要查找每条线索,都如在沙子里刨金。尤为令人遗憾的是,在一些基本的史实里,他的出生之地都是错的。而在二十世纪中国美术史的专著里,他六十年代的油画,也被错认为是改革开放后的新潮美术作品,而作了别的解读。这些谬误,或是人们疏忽大意所致,或是难于花精力去逐一核实。如果对此不加以认真的清证,它对我们去了解这位美术家会形成障碍,对一位曾经耀亮民国美术史的人也不够公平。当然这位画家最值得书写之处,是他曾去法国留学,师承印象派大师德加,学回来一手绝妙的色粉画。在他之前,没有中国人学过这门特殊的画种,在他之后,不少人也做过不懈的努力,但就其水准,至今未见一人得过他的精髓,到过他的高度。

  李超士(1893-1971)并不如有些人认为的那样是杭州人,从梅州地方志、山东省年鉴以及北京画院的研究资料里,都准确写明了他是广东梅县人,与美术教育大家林风眠、评论家林文铮、雕塑家李金发均为同乡。他只是少年时曾随兄长在杭州居住过,青年时代亦在国立杭州艺专长年执教,才将他误以为是杭州人。从李超士仅存的一两张照片看来,年轻时的他面目清秀,其五官与轮廓,很具广东人的特征,眼窝深深的,颧骨高高的,眉头隆起,与长得很“广东”的另一位画家朱沅芷神韵近似。不同的是李超士额头饱满,鼻梁挺直,嘴唇秀气优美,外加彬彬有礼的整洁衣着,那让他的面目顿时有了不凡的气相,溢着一股才子气、书卷气。就是他年老后的样子,眉宇间虽然蓄了“历沧桑、意难平”之深意,但嘴角与眼神,还是透着他的温文与教养。李超士少年时的家庭,不仅较为富裕,对新文化与新思想也有很超前的觉悟。他的父亲李习初既是位著名商人,又是辛亥革命的支持者。缘于此,他的兄长李骏曾任职孙中山的秘书,也带着李超士参加过辛亥革命,并最终支持弟弟出国勤工俭学,学技艺、长见识。从这一点来说,李超士颇为模糊的家庭背景,有了一个较为清晰的大轮廓。1911年辛亥革命胜利后,李超士得首批公费,出国专攻美术。从他获得举家支持这一点上看来,幼年时的李超士,必然在绘画上显示过他非同寻常的天赋。果然,印证这一点并不困难。许多资料都描述过幼时的李超士在家就已习绘过《芥子园画谱》。少年时去上海南洋中学读书,其绘画成绩也最为优异,常得老师的赏识与赞叹。他与另外两位画家吴法鼎与方君璧,是中国最早留学法国、见识西欧文化的三位君子。略有不同的是,李超士先是去了英国学音乐与美术,一年后转到巴黎色尔曼图画学校专攻绘画,再过一年,才顺利考入了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。

  能考入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的人,本事往往了得。李超士自然属于这了得的人。到了这里,一个有趣的悬念便出来了。就我们所知,李超士是因他妙不可言的色粉画为今天的我们所熟悉,可是,他是基于什么原因选择了这样一个画种? 是一开始就对它情有独钟,还是在进入印象派画家埃德加•德加(1834-1917)的私人工作室后,才对它生发出浓烈的兴趣?原来李超士能跻身于德加工作室做一名学生,仍然得益于他的长兄李骏的扶持。那时的李骏是中华民国驻法总领事,李超士不仅有机会进入德加画室深造,也有较多机会游历欧洲各国,看尽各地的博物馆与人文风光。色粉画在19世纪前的法国很是风靡,而印象派的德加在色粉画上的天才发挥,将这个画种的价值推到了极致。对色彩拥有敏锐感受力的李超士来说,能直接进入德加画室,得大师亲自指点,他不珍惜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才叫可惜呢。更因那时的老德加已处于生命的暮年,一肚子的真知灼见,他只消在学生的画纸前站一站,轻言一两句,示范一两下,有悟性的人,自然会醍醐灌顶而得真谛了。当然,老师再好,学生要是不刻苦练习,所有的技法也只能是纸上谈兵。李超士懂得这个道理,他的刻苦也是罕见的。那时的巴黎繁华,不是内乱纷纷的中国人民可以想像,但学校外的这些诱惑,对一个参加过中国革命、怀抱理想的新青年,似乎也不拥有足够的魔力。李超士的时间,几乎全是在画室里度过的。事实上,李超士一辈子对绘画的热爱,基本上都是处于这样的痴狂状态。留欧的九年时间,受过了高等美院的严格训练与德加工作室的贴心小灶,李超士在艺术思想、素描、油画与色粉画的技艺上,有了扎扎实实的功底。更因他的优异成绩,他不止一次获得过学院颁发的美术金质奖章。

  1919年,民国八年,二十六岁的李超士学业圆满,毕业回国了。这位文质彬彬、一身才艺的广东青年,回到自己朝思暮想的祖国后,将要做点什么呢。或许他的心里,就只是存了一个念想,要将自己学到的本事,把怀里揣回来的那颗色粉画的种子,播种到脚下的土壤里,让它结出一株闻所未闻的花儿。他没有担心过自己会英雄无用武之地。事实上,李超士的脚才踏上中国不久,刘海粟所主持的上海美术专门学校,就热乎乎地把他聘走了。而那一年,比李超士小七岁的林风眠,与小他二岁的徐悲鸿,这两位后来的杭州国立艺专校长与北平艺专教授,才刚刚启程去法国读书呢。李超士的粉画课在学校一开,教室就拥进来大群叽叽喳喳、活力四射的男孩子女孩儿,我们后来熟悉的中国动画片创始人之一的万氏兄弟中的万古蟾、建筑学教授许士骐、美院教授倪贻德、水彩画家潘思同,及闻名世界的画家潘玉良等,全在其中,而这些学生后来的粉画水平也都十分显著。事实上,当时上海美专的全校学生,几乎都跟李超士学过色粉画,那是怎样一番热气腾腾的景象啊。李超士在上海美专执教了六年,这六年已为粉画在中国的传播,开辟出了第一个大大的花园。而学生们对粉画的好奇与热爱也不亚于老师,成绩突出的几位学生,还成立了一个粉画会,每年都拿出自己的作品共同举办展览。更有学生陈秋草、方雪鸪、潘思同等几位,还创办过一个白鹅绘画研究所,专门传授粉画技术。我们所熟知的颜文樑,虽然并没有直接受教过李超士,但当他看到李超士展出的粉画后,不禁大为倾心,竟勤奋自学粉画,创作了不少的作品,其中一幅好看得不得了的《厨房》,在颜文樑留学巴黎后,曾获法国政府颁发的绘画大奖。一石激起千层浪,李超士该有多得意呢。不过,这些对性情含蓄的他,大概算不得什么,他深知粉画在欧洲有几百年的悠久历史,而今所做,无非才刚开了个小头,积了薄薄一层底子,往下要做的事,多着呢。

  1925年年底,深受蔡元培赏识的年轻才俊林风眠也学成回国,被推荐聘用为国立北平艺专的校长。据说师生们曾举着“欢迎林校长回国”的大幅标语,去码头隆重迎接林风眠。而林风眠不知人们接的是他,还憨憨地向上来相问的人说:我是林风眠,但不是林校长。李超士当然并不在这些欢迎的人群里,但他与这位梅县同乡的缘分,倒比跟刘海粟的还深长。因为紧跟而来的次年,他即受命于林风眠的聘请,赴北平艺专任教三年,三年后再跟林风眠、林文铮一起,南下杭州创建了杭州艺专,并在此所学校任职了二十三年。人生中精力最为充沛、思想最为活跃的青壮年时期,都是在这所学校度过的。

  这个时期,林风眠既是艺术运动的引领者,又是具有开拓精神的教育工作者,更是独具风格的艺术家,其名声与影响,与在南京中央大学及北平艺术专科学校任校长的徐悲鸿不相伯仲,但先锋精神更锐利、更前卫。李超士一路朴素稳重地跟随着林风眠,发起“艺术运动社”,创建“李超士画室”,还与林风眠分担一些管理工作上的事。紧要时刻,如学校抗战时期退到大后方重庆后,还做过一年北平艺专与杭州艺专合并后的代理校长。此段时期,中日战争成为所有中国人民心口上的一道深深伤疤,也是艺术学院的师生们没有避过的巨大灾难。为避战火,他们把书籍装箱,画纸卷起,笔墨收好,随学校各处迁徙,在颠沛流离中苦熬了八年,最终等来了日本的投降。残酷的战争使艺术队伍里损失过一些大将,如与李超士同岁的上海画家陈抱一,就病逝于战争结束的当年,没有听到日本天皇裕仁宣读的投降诏书。李超士是活过来了,可是他的健康在很大程度上已被毁坏,太多早年的素描、油画与色粉画亦在战争中散失。战后他与同学们一起回到了久别的西子湖畔,照常开学,照常上课,可惜,受损的身体明显成了他未尽事业的绊脚石。新中国成立后,政府曾一度想请他出面担任艺专的领导职务,仅仅是因为身体不能胜任,他只能婉拒了。

  这里,出来一个不易觉察的伏笔:那林风眠校长去了哪里呢?原来那一段时期,对林风眠也颇为动荡。因他长期以来在艺术观念上的勇于尝试,他的太多想法不被理解,也受冷落。更因人事纷争,所以他一会儿隐居画画,一会儿出山授课;一会儿辞去职务,一会儿又返聘回学校。在1952年学校改为中央美院华东分院后——这所美院原本与杭州艺专在艺术观念与美学思想上甚有距离,他终于彻底辞职,回家潜心研究绘画,与自己创办的学校从此告了别。这种动荡的局面与人心的不安,潜意识地影响着亲近林风眠的人。至少,有两个人的去留,一个苏天赐,一个李超士,都因林风眠的不在而改写了自己的人生轨迹,先后离开了这所他们创建并倾注了满腔心血的学校。人们都说,李超士从五十年代始任职山东师范学院美术系教授,完全是因要到山东养病。但其实,如果杭州艺专一直是林风眠主持大局,李超士想来不至离开,那是多少年同甘共苦的默契与相互扶持。可见身体有恙是事实,学校物是人非才是他起念离开的真正原因。当然,没有去其它地方而去了山东,是因李超士的妻子是山东人,他们私下做的可能是落叶归根、回家养老的打算。1950年,李超士与早年留学比利时皇家美术学院、也是杭州艺专教务长的戴秉心,共赴山东师范学院,出任了这所学院的美术系教授。山东地处中国东部沿海,其时的艺术氛围与人文环境,自然无法与杭州这样一个被誉为“人间天堂”的古都相比。而师范学校里的美术系才刚创建,新美术土壤的贫瘠是可以想像的。忽然迎来李超士与戴秉心这两位早年留欧的美术大将,山东美术界真是惊喜莫名,对李超士与戴秉心表达了极大的欢迎与看重,戴秉心被任命为美术系主任,李超士则专开了粉画课,任主讲教授。执教八年后,李超士还被选为了山东美协主席。美协主席是褒奖李超士为山东美术所做的贡献,它是虚名,但这个虚名至少说明了社会对他的肯定态度。随着一波接一波政治运动的展开,到文革的越演越烈,这个虚名很快也消失了。

  李超士在山东活过了生命的最后二十年,他是如何活的,集体几乎失语,也没有太多文字记载。只有散落在各处的一些零星碎片,可慢慢拼凑出他的模样,拼凑出国家对这个人的态度与立场。五六十年代的文艺背景,早已不是民国美术家们自说自话、自创学校、自由育人的那个环境了。从林风眠弃大陆而居香港终老,到学生赵无极、潘玉良不敢回国,再到同行戴秉心晚年的贫病交加,由这些人的遭遇里,都可嗅到政治杀人的残酷气息,推测出李超士的大致命运。六十年代初,对知识分子的清算还没有全面启动时,从山师美术系独立出来成为山东艺术专科学校的艺专,还返聘过退休的李超士回校任教,为他举办画展。山东美术出版社也为他出版过一册薄薄的《李超士粉画集》,内放25幅粉画作品。文革开始前夕,美协还为李超士举办过一次粉画展,自此,李超士的粉画与他雄心勃勃的色粉画事业,就此渐渐沉寂于历史,不再为后人所知晓。曾跟李超士学过粉画的一名叫孙文松的学生,这样回忆过李超士晚年的处境:到文革的时候,我们就不敢跟他接触了。“不敢”之意,那自然是指他被孤立、被批斗、被指控过罪名了。学生疏离了他,大环境抛弃了他,不要说粉画难以为继,羸弱的性命是否可保,也成为未知数。事实是,上世纪五十年代之后,前苏联美术模式已经一统天下,政治美术独占鳌头,本来就很弱小的粉彩画,其存在的可能性更是微乎其微了。李超士的孤独心境,万语千言难述。以他沉静的性格,他也不会述。或是,即使述了,他知道也没有人会听得见。他离开这个世界时,连时间都要多增他一份孤单。他走在1971年的最后一天,没有听到第二天元旦响起的鞭炮声。

  李超士遗留下来的色粉画极少,至今估计不会超过百幅,且大多都是五六十年代左右所绘的小幅作品。留法时期与早年回国的粉画或油画等,均于战争中毁损与佚失殆尽。要从他余下来的有限作品里研究他艺术思想的发展与脉络,是一件殊为不易的事。为什么他后期的作品留下来也这么少呢?原来除了国家在政治美术上的一花独放,另一个原因是,自1949年后,中国就停止了生产粉画颜料,也因国门关闭而停止了进口粉画颜料,这样李超士的色粉画就成了无米之炊。我们今天有幸看到的他的一些作品,那是他用珍藏多年的、从法国带回来或早年余下的专用纸与颜料笔所绘。因纸与笔珍贵,他的作品尺寸一般都不超半米。但仅就这些作品,李超士粉画的独特性,我们已然看到了。他真无愧于是德加的嫡传弟子:笔触历历,在轻重缓急之间自如游走。色蕴高贵,在浓淡厚薄之间任意落笔。无论花朵静物还是人物景致,都如沐浴于月光下,泛着一层令人惊叹的柔和光芒。李超士画得最多的,是花卉。因为姹紫嫣红的花,最合适粉笔色差细致的特质。须知好的色粉笔,一个颜色之间的色差就有几十上百种,而下笔时前一个颜色不会被后一个颜色所覆盖,线条也不会模糊一团,这也说明了色粉画为什么看上去总是那么饱满、富饶,花朵呈现出一种如受微风吹拂,始终摇曳不止的柔美状态。政治题材他也画过,不过少到几近忽略不计。显然,这位当初在欧洲接受过高等文明教育、有过充分见识的人,对文革美术语言中所呈现的暴力,有他自己的想法与态度。他执意只画花花草草,是要把自己的美学观和对现世的冷眼态度展现出来。后人是否能从他的画中领略到这些潜藏的深刻用意,他并不费思量,毕竟尊重自己的感受,是他唯一可做的事。中国国家美术馆曾收藏过李超士包括《大明湖之秋》、《南瓜丰收》在内的六幅作品。作为国家的一级美术机构,他们还是懂得这些作品的意义,没有如政治待人那样,视人才如无物。这使我们的心,可稍稍为李超士,感到一分的安慰。

  李超士的粉画,那种味道之醇正,姿态之沉着,艳与雅之间的顾盼和谐,唯有大气二字可作形容。尽管他教授了那么多学生,学生们也倾力努力过,可奇怪地,中国至今还有一个色粉画家曾达到过他这样的高度,或越过他的水准。色粉画有一种“浮”性,如果拿捏欠佳,稍不小心,艳俗感觉就会粉墨登场,让人想起光亮甜腻的上海月份牌——这原也是中国民间慢慢衍生出来的特色粉彩画的一种。而李超士的笔,特别“沉”得住,轻盈却不飘。明明是那样艳丽的色泽,却显现出一种谦虚、含蓄、优雅的本质。也难怪他当初留学回国,抱着那样大的理想,自认可将色粉画这株奇葩,播种在中国的土壤里。他是很谦虚地自信着呢。但时代没有成全他,中国的特殊语境没有成全他。世界上哪里会再有一个国家像我们这样,视君子为劣种,视才华如敝屣,视有见识者为反动派,视有思想者为大仇敌呢。如果时势不是这么不济,造化不是如此弄人,粉彩画在中国,一定不会像今天这样,前不见先人,后难见来者。意大利有个与李超士几乎同龄的画家乔治•莫兰迪(Giorgio Morandi),安安静静地呆在自己的家里画画,一生只画瓶瓶罐罐,世界却慢慢知道他,景仰他,视他为人类艺术的智慧典范。中国的李超士安安静静地呆在自己的家里画画,一生只画他喜欢的花花朵朵,人们却越来越轻看他,遗忘他,在他离世后的不过二三十年时间里,连他执教过的学校的老师,都没有听闻过他的名字。要怎么才能讲得清楚,一个国家拥有的文化肚量,它对千差万别的人才的容纳与扶持,其实最得益的是国家本身,而不仅仅是关乎个人。李超士的寂寥与“不在”,不是他个人的不幸,是这个国家的不幸。好在,时代在改变,世界在打开,沉睡者在觉醒。李超士的艺术与价值,他默默做过的那些事情,正在渐渐浮出水面。也正因他是色粉画的先驱,是艺术的铺路石,我们才务必要重提他,不忘怀他,敬重他,为他也为我们,好好保留下这份宝贵的、独一无二的艺术文献。

关键词:李超士 艺术 粉画 传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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